汇丰配资解放战争中，顾祝同、陈诚心腹，郭汝瑰如何让蒋介石听任自己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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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上半年，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由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的3人小组会议，商讨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的问题。会谈中有幸面见周恩来。

这年10月26日，郭汝瑰又被委任为总参谋长办公厅副厅长。上任才几天，又被委任为国防部第五厅厅长。

1947年3月，陈诚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出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

1、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

反对内战的郭汝瑰不愿意出任第三厅厅长，因为第三厅主管作战。他对时任联勤总部参谋长的密友吕文贞抱怨道：“不认真工作，对不起职务，认真工作对不起良心。”

恰好这时，参谋次长刘斐骂国防部综合检讨委员会是“混帐”，身为检讨委员会秘书长的郭汝瑰借口说等于在骂他，便“拒不到任”。等到郭汝瑰和任廉儒研究到任与否及利弊时，任廉儒淡谈地笑着说：“任还是该去上的，作战计划你尽管做，一式两份不就成了另一回事了吗？”

刘斐后来主动来向郭汝瑰表示歉意，军政部次长林蔚也来为其说项。郭汝瑰顺风转舵，于1947年3月5日去第三厅就职。

郭汝瑰每次作战计划都用楷书抄正送蒋介石审阅，同时也准确无误地抄了一份转到董必武的联络员任廉儒手中。

郭汝瑰是在为蒋介石运筹帷幄，又是在助毛泽东决胜千里。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传奇。

4月23日，整编第七十二师在泰安被解放军包围。25日陈诚亲赴徐州指挥，图解泰安之围。但当晚七十二师被歼灭。

5月12日晚郭汝瑰和陈诚、刘斐、侯腾等人被召集到蒋介石官邸汇报和研究山东战场问题。蒋介石要陈诚先讲。陈诚对山东战场顾虑重重，不敢直言，便请刘斐先汇报。刘斐只得硬着头皮先讲了个梗概，又把球踢给郭汝瑰，要他作具体汇报。身为作战厅长的郭汝瑰自然不好推辞。

好在他先有准备，于是对山东决战讲了一些具体意见，获得了蒋介石的赞同。随后侯腾也按第二厅搜集的情报，谈了他的看法。接着蒋介石决定：汤恩伯兵团攻占莒城、沂水，再进攻蒋峪、临朐，以欧震兵团攻击南麻；王敬久兵团以第五军，整编七十五师、八十五师攻博山。

郭汝瑰、侯腾记下了蒋介石的指示。

就在这天深夜，任廉儒来到郭家，郭汝瑰向他讲述了蒋介石召开官邸汇报会，作出进攻沂水、莒城等地的布置情况，也倾吐了心中最大的隐痛：即面对上述两难处境，真不知如何是好？故强烈要求任廉儒向中共中央报告，还是让他到解放区去。

任廉儒安慰郭汝瑰说，如果将国民党的作战计划，交到了他手里，再转给中共中央，其结果自然会不言自明的。郭汝瑰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他只是感到自己的处境太复杂太艰难。两人说罢，郭汝瑰便按照任廉儒的要求，把当晚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毫无遗漏地讲了一遍。

并特别强调对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务必要提防。因这个师是由七十四军整编而成，原军长俞济时，黄埔一期毕业生，又是奉化人，深得蒋介石器重，治军相当严厉。现任师长张灵甫是“天子近臣”，俞济时的爱将，沿袭治军传统。所以这个师兵员充足，装备精良，号称国民党军队的五大支柱之一。任廉儒表示一定将上述情况一一向上级组织汇报。

2、孟良崮战役的郭汝瑰

5月13日，郭汝瑰按“官邸汇报”的决定，发出命令。

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得到命令后，当日就开始了行动。汤恩伯军团以第五军、整编四十八师在汤头地区掩护右翼，以整编二十五师黄伯韬部，与整编七十四师张灵甫部为左右二翼齐头并进攻占坦埠。整编八十三师以一个旅留守临沂，一个旅在整编七十四师右后梯次前进以做掩护。并要求张灵甫占领坦埠后，摆出对空联络布板，以便空军侦察。

5月14日，整编二十五师进至黄斗顶山，整编七十四师进至牧马池，遭到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八、九纵队的反击。华东野战军又以第七纵队牵制住汤恩伯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以第一纵队截断黄伯韬与张灵甫的联系，以八、九两纵队向整编七十四师右侧形成包围之势。黄伯韬见形势危急，率整编二十五师退回南北桃墟，原掩护七十四师的那个旅也急缩回孟良崮南侧一高地。

一向趾高气扬的张灵甫发现自己被共军包围，试图退回原驻地垛庄，但为时已晚。情急中，他一边率部猛攻大腿山，向黄伯韬部靠拢，一边向蒋介石呼数。但这时的汤恩伯、黄伯韬自己都无法脱身，哪里还顾得了张灵甫。

张灵甫只得集中3个旅转取守势，以图固守待援。但被优势的华东野战军不断压迫，逐渐退至孟良崮。到5月16日3万余人全部被歼。师长张灵甫也被击毙。

作战计划对战役胜败固然相当重要，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不能随时掌握战场的动态，总不能完全主动。正当郭汝瑰和任廉儒商量如何才能既了解作战计划的战略部署，又能掌握山东战场的敌我态势和具体兵力转用时，陈诚马上给了郭汝瑰一个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要职，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经泰安和孟良崮两次战役，国民党损兵折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被歼灭5万余人。徐州陆军总司令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他的中将参谋长张秉钧请辞以谢罪。陈诚乃向蒋介石推荐郭汝瑰前往徐州任参谋长。

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共辖有11个绥靖区和4个兵团，总兵力共有70余万，此后就按郭汝瑰的作战计划为蒋介石“定鼎中原”。

此时的山东战场，国民党在兵力上还占有相当优势。

在连吃华东野战军的苦头后，蒋介石改变战略，“不重一城一地之得失，注重歼灭共军有生力量”。重新集结重兵准备向南麻、悦庄进攻，形势对共产党军队相当严峻。郭汝瑰为减轻华东野战军的压力，一时无以为计。

正巧蒋介石命令王仲廉兵团向豫北中原野战军出击，国民党陆总郑州指挥所参谋长张世希深忧兵力不足，到徐州要求郭汝瑰增加兵力。这本是不足为奇的常事，对郭汝瑰却正是釜底抽薪的良机。

他马上向顾祝同建议：汇丰配资

“委员长命令进攻豫北，山东方面只能暂取守势，因此，不妨放弃莱芜，暂时抽两个军去增强豫北的攻势。解安阳之围后，豫北即缩短防线，转用兵力回山东，执行进攻沂蒙山区任务。”

顾祝同同意此意见，叫郭汝瑰带张世希前往南京，请委员长面示。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听完郭汝瑰的汇报后，拍案怒喝道：“我军山东的攻势已迫在眉睫，今后任何人不得再提出放弃菜芜。”

郭汝瑰倒吸了一口凉气，意识到以后处事更应谨慎。

3、淮海战役郭汝瑰的作用

正当徐州陆总以主力由西向东，倾巢而出，向华东野战军的一、四、六纵队和三、八、十纵队大举进攻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乘江防空虚，于6月30日在山东东阿和濮县之间强渡黄河成功，与华东野战军配合作战，东西呼应，徐州陆总常处于两面受敌的内线作战地位。接着晋冀鲁豫野战军又势如破竹地渡过颖水河、汝河、淮河。顾祝同阻截不及，顾此失彼中整编七十师、三十二师又在六营集被歼，蒋介石的企图全归失败。晋冀鲁豫野战军10万大军直插大别山，大有饮马长江、直逼武汉、威胁南京之势，迫使国民党军由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御。从此人民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蒋介石坐卧不安，如芒刺在背。他深知顾祝同绝非刘、邓对手，不得已，只好请“小诸葛”白崇禧出山。光杆“国防部长”也乐意借此机会掌握兵权。10月28日顾祝同在郑州电话通知郭汝瑰到南京参加大别山作战会议。

郭汝瑰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墨公，无论如何不能放松胶东和鲁西南，不能让陈毅部恢复或妨碍我大别山方面的作战。因此要把能战的第五军及十八军保留住其中一个。”

顾祝同答道：“理当如此，你在会上务要力争。”

11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亲自主持大别山作战会议。

周至柔、郭忏、刘斐等人参加。郭汝瑰代表顾祝同坐在白崇禧身边。蒋介石因在西安事变中扭伤了腰，侍卫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只高靠背坐椅。如果说前一次为减轻对华东野放军的压力，釜底抽薪未能如愿，此时郭汝瑰要以蒋介石感到非常舒适的方案，使他的作战会议“圆满”结束。

在这次分配兵力的会上，除刘斐和白崇禧是桂系外，其他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郭汝瑰心里非常清楚，蒋介石既要借重白崇禧对付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但对白崇禧又极不放心。

在轮到成竹在胸的郭汝瑰发言时，他从容地提出：

按陆总所拟计划，应以七师、四十八师、五十四师、二十八师由夏威指挥分两路进入大别山，到达黄山附近后，再以第四纵队（十师、八十五师）由麻城东进，协力攻击。与此同时，在鲁中、鲁西、胶东、黄泛区配合作战，整编十一师（即十八军)扫荡黄泛区及沙河南岸；以阜阳、太和为中心，东可控制涡河、蒙城，西可控制三河尖，再以第五军配合八十四师向鲁西攻击。这样可使鲁中、鲁西、胶东、黄泛区的陈毅部军队无法恢复战斗力，或妨碍我大别山作战。如此，我全局皆可主动。

这次会议基本上通过了郭汝瑰的计划，蒋介石决定由白崇禧指挥对大别山的进攻，并在九江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

这一分兵计划蒋介石是满意的，顾祝同也视郭汝瑰为心腹。事实证明，国民党军以后进攻大别山，始终没有当初进攻沂蒙山区那样大的兵力优势。

张克侠是郭汝瑰陆大十期的同学，当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驻徐州，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郭汝瑰到徐州后，与张克侠往来甚密。互有拜访，事先都无需通报。一天，郭汝瑰去第三绥靖区徐州留守处天都庙拜访张克侠，张克侠见郭汝瑰进来，立即关掉了正在收听的收音机，但郭汝瑰一眼就发现是延安的广播波段，心里不觉一惊。

稍作寒暄后，郭汝瑰若无其事地试探性地提出了“这个仗，谁也消灭不了谁”的话题，张克侠先是脱口而出地说出了“不见得吧！解放军已转弱为强”这句话，但马上觉察到失言，急忙改口道：“只要我军精诚团结，胜利还是有希望的。”

郭汝瑰见状心中暗喜，思量以后可引以为助。却不知张克侠已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不久，张克侠来司令部，向郭汝瑰抱怨冯治安自己占着司令当，不委他实权，希望郭汝瑰能帮助他摆脱这种状况，以便直接掌握部队。郭汝瑰表示将尽力而为，但又不敢大意。直到任廉儒传达了董必武的指示，要郭汝瑰“设法调张克侠任徐州城防司令”，郭汝瑰才作出推定：张克侠是共产党员，乃积极为其调动进行谋划。

4、让蒋介石听自己摆布

1947年11月初，华东野战军向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发起攻势。14日攻占萧县，并进攻沛县，威逼徐州，使徐州上下一片恐慌。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传达蒋介石谕，要郭汝瑰在徐州以稳第一。因徐州附近部队庞杂，战斗力弱，深恐“共军”一旦突破就会发生混乱。

郭汝瑰趁机向顾祝同荐举了张克侠率过家芳一三二师担任徐州城防司令。顾祝同采纳了这一意见。

次年，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刚刚打响之时，张克侠、何基沣等在万年闸率部起义成功，从而开放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道，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让解放军能迅猛地直捣徐州，完成了对黄伯韬兵团的包围，并占领了阻击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东援的有利纵深阵地，造成国民党军上下混乱，惊恐万状，为蒋介石的徐蚌战略决战率先敲响了丧钟。

1948年5月，顾祝同接替陈诚任总参谋长后，邀请郭汝瑰再度出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就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郭汝瑰“通谋敌党”的情报，力劝顾祝同说：“郭汝瑰与共产党有联系，绝不能让他再做第三厅厅长。”

然而顾祝同不仅没有相信，反认为杜聿明是派系在作怪，把对陈诚的怨恨发泄到郭汝瑰身上，故劝说杜聿明不要疑神疑鬼，说郭汝瑰和他在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要是连他都靠不住，党国就没有忠臣了！

杜聿明仍坚持己见，并表示，他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汝瑰知道，如果郭汝瑰知道的方案他就绝不按原方案执行。

1948年7月7日，郭汝瑰到职，再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

1948年下半年，身为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为国民党草拟作战方案，参加军事会议，视察战地情况，特别忙碌。他一会儿跟蒋介石，一会儿陪顾祝同，乘着飞机、军舰穿梭于沈阳、葫芦岛、天津、北平、徐州、青岛、南京之间。任廉儒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和《益世报》经理的身份，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和郭汝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杜聿明从出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主持徐蚌会战开始，直到被俘为止，始终没有放过郭汝瑰。两位陆军中将在军事会议上没有硝烟的较量中，你争我伐，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淮海战场上两军弹火纷飞的鏖战。只是前者为挽救日薄西山的蒋家王朝，心力交瘁，徒劳地枉费一身将才，后者顺应历史潮流，用自己的才智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11月10日，在郭汝瑰帮助下，取得兵权的张克侠将军和何基沣将军，刚刚在运河万年闸起义成功，打开徐州大门，华东野战军之一部便乘虚而入，截断了陇海路，将向徐州收缩的黄伯韬兵团阻击于运河以西，并将其包围于碾庄圩附近。

为解黄伯韬兵团之危，蒋介石在南京官邸召集会议。

首先由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报告战况，接着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报告作战计划。

郭汝瑰在台上侃侃而谈，对作战计划和战斗序列如数家珍。坐在台下的杜聿明如芒刺在背，两眼喷火，不时对郭汝瑰的计划加以讥评。无奈，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对郭汝瑰“天衣无缝”的计划非常赞同。会议结束后，杜聿明飞回徐州，他当天制定的徐州“剿总”的作战方案与国防部的计划相违背，主要企图是固守徐州，并未设法解黄伯韬兵团之围。11日蒋介石专电严加批驳。

11日晚徐州“剿总”才尽量抽调兵力以解黄伯韬之围，但遭到解放军的猛烈阻击，使其不能越雷池一步。21日黄昏后，解放军对黄伯韬残部发起了总攻，激战至22日晨4时许，残部被歼，兵团司令黄伯韬自杀。

继黄伯韬兵团被全歼后3天，11月25日，黄维第十二兵团又被中原解放军围困于双堆集。惊恐不安的蒋介石，急电杜聿明再赴南京研究作战布置。

11月28日上午10时，何应钦、顾祝同、刘斐、郭汝瑰和前线指挥官杜聿明等参加了蒋介石的官邸会议。蒋介石指定郭汝瑰向与会者讲解关于解救被围困的黄维兵团的作战计划。

他首先说明，在解放军南北两面建有坚固纵深工事的情况下，徐蚌国民党军队各兵团进攻迟缓，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兵团汇合的目的。

因此，应以主力撤出徐州。郭汝瑰为此提出了几个方案供杜聿明选择，并强调杜聿明一定要“兵贵神速”。会议一开始，杜聿明就对郭汝瑰眼中带刺，对其所谈作战计划更是不屑一顾。

此时，未等郭汝瑰把话说完，他便大声责问郭汝瑰为何不考虑大兵团运动的后果？殊不知杜聿明这一问反引起与会者对他的不满，许多人甚至怀疑他是否有把握指挥当前这一生死攸关的大撤退。有人竟讥诮他除了从徐州逃跑外，别无其他妙法。

杜聿明虽处境孤立，却又不愿意当着郭汝瑰的面说出自己的作战计划，便要求离开会场与蒋介石密谈。随后蒋介石宣布散会，杜聿明当日即返回徐州去了。此举倒使郭汝瑰感到有些紧张，不过，他想到自己所提出的计划事先是征得了蒋介石、何应软、顾祝同等同意的，而且并未露出任何破绽，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

12月1日，为解黄维兵团之围，徐州驻军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倾巢而出，向西南方向的萧县撤退。2日已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一线。这一行动秘密迅速，想使解放军阻拦不住。

蒋介石放弃徐州本是一个大胆的政策，此时一看解放军已停止进攻蚌埠向北撤退，而杜聿明部过青龙集后仍向西急进，他一下子觉得郭汝瑰指出的“如果避战而不求战，则可能在永城胶着，或向西溃退，这样蚌埠方面情况马上就会转紧”似乎有些道理。

于当日12时，他亲笔写了信空投给杜聿明。

信曰：

“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今晚必可先我占领永城，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则我军又落后一着。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亡党，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晚上，杜聿明又接国防部正式电令，其要旨如下：

“一，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共军已大部北窜。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共军不足四万，经我空军轰炸，伤亡甚重。二，贵部应决心于两日之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共军，此为对共军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部共军必又麋集于贵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切不可失。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

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函电，万念俱灰。在风雪弥漫的黄淮平原上，战不能战，撤不能撤，悔恨交加地责怪自己为什么昨天没有坚持“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军事原则，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

他后来在《淮海战役亲历记》中继续写道：

“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很后悔我在28日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也未同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等约好，要他们始终支持我的这一撤退方案。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先后函电令向解放军进攻，已陷国民党军于全军覆灭的危险之中；也后悔我今天下午太软弱，不果决，不该令各兵团中途停止，召集各将领开会，耽误一日行程。现在逃既晚了，打也无望。想来想去，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罢！我只有一条命，最后只有为蒋介石效忠而已。”

杜聿明兵团撤出徐州后，中途停下来耽误了征程，不仅没能解黄维十二兵团之围，反而在陈官庄、青龙集附近被包围。蒋介石手中已无机动兵力可用，只能令杜聿明各兵团三面掩护，一面进攻，逐次跃进，以与黄维兵团会师。一面又催令李延年兵团向双堆集方面进攻，但因遭到解放军坚决阻击毫无进展。